錢鍾書先生曾寫過一篇名為〈窗〉的著名雜文，文中引用繆塞（Alfred de Musset）的詩句，把門與窗的關係作了相當有趣的引伸：「從前門進來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雖然經丈人看中，還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歡心；要是從後窗進來的，才是女郎們把靈魂肉體完全交託的真正情人。……（這就）好像學問的捷徑，在乎書背後的引得，若從前面正文看起，反見得越遠了。」從此以後，門與窗、父母之命與自由戀愛，同讀書方式建立了奇妙連結。
窗．愛情．索引
錢先生的文章發表六十多年後，澳洲《時代報》（The Age）的一篇報導結合了〈窗〉中的比喻，再度將索引與愛情模式牽連在一起。
2003年10月，一位專業索引工作者（indexer）回憶，在製作前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傳記的書後索引時，曾遇到一個特殊狀況：委託製作的出版社要求這位索引者不得將書中總理與女人的關係放進索引。堂而皇之從大門迎娶進來的妻子可以接受，但一個個從窗子爬進爬出的情人們，則被驅逐在索引之外。這個奇怪的要求並非來自政治壓力或法院判決，而純粹只是商業考量：出版社擔心總理先生爬入情人的窗口後，讀者們可以在書店經由書後索引，快速尋獲這些精彩的腥羶片段，從相同的窗口窺得一切「重點」。窗子所代表的愛情方式，遇到了索引代表的閱讀方式，這就成了讀者的最愛，出版社的災難。
錢先生的這一組比喻後來引起了一些小爭論。單從字面看，錢先生似乎支持索引，說不定也支持所謂從窗裡爬進來的「真正情人」；但細究其文意脈絡，大陸中研院近史所李洪岩認為錢先生說的其實是反話，正是譏諷那些投機取巧的讀書人。無論真相如何，錢先生的比喻的確留下許多想像空間，到底從正門進來博得丈人的肯定，還是從窗子爬入、取得現代意義的「愛情」，這二者哪個才是最好的情愛關係？這樣的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而這分歧流轉的男女關係，也正如同索引的歷史。
淮南桔，淮北枳
1553年，作曲家馬貝克（John Marbeck）製作出第一個英文聖經索引，自言將對神學研究有所助益，不料隨即被教會逮捕，判處死刑。根據現代歷史學者推測，當時教會認為聖經乃是上帝的語言，將聖言重新排列以減低讀者閱讀的時間與精力，正是降低上帝的神聖地位，破壞神聖與世俗的分界，此種作法正如同某些異教徒思想，罪惡程度甚至超過通姦或婚前性行為。
馬貝克後來倖免於難，而索引也繼續在西方穩定發展，至18世紀末獲得廣泛認可。英語系國家陸續成立專業訓練單位、專業工作人員，書後有索引成為理所當然的基本配備；英美澳甚至每年設有最佳索引獎項，鼓勵優秀專業人才。蓬勃至此，難怪如澳洲《時代報》的報導，索引之便利所造就的閱讀方式，竟能影響銷售狀況。
而索引在華文世界的發展，正如台北的窗戶文化，流通用的窗子與阻擋用的鐵窗總是成對出現，近一百年來人們仍在討論索引的基本用途。
中文書籍，仍在呼喚索引
1911至36年，林語堂、胡適、蔡元培等人繼承章學誠的精神，結合改革精神，提倡索引運動，認為典籍卷帙浩繁，如果經過有組織地製作索引以為學術工具，節省學者耗費的檢索時間，那麼中華學術的發展才有長足進步的基礎。這種想法正如同爬窗之愛，立刻受到反對與抨擊。許多學者認為，索引減輕讀者對正文的努力，甚至取代了正文，後代學子毋須理解通篇文意，只需要翻翻索引就可以洋洋灑灑，這種工具只是「開後人無限抄襲法門」，不但無益，反而有害。雖然遭受許多反對，這段時期的索引運動仍然在理論上及學界留下深遠影響，但在實務方面，除了王雲五代表的商務印書館之外，索引運動對大部分出版界並沒有造成影響。
「……任何作者出版一本書而不附索引，應處以罰金，並剝奪其按《著作權法》應享的利益。」這是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發現者》（The Discoverers）書中所引用的話，諷刺地是，這本書的中譯本也被刪去了索引。2000年末，大陸譯著皆甚豐的學者楊建鄴在《中華讀書報》發表〈呼喚索引〉，文中以此書此語開場，希望建立硬性規定，讓譯作保留索引、著作增加索引；北大哲學教授吳國盛隨即附和，正面提出索引的功用，並建議北大方正等國家級排版系統應該支持索引編製（按：目前北大書版已經加入此功能）；上海交大教授江曉原接續發表〈誰是索引的敵人〉，從成本及功用駁斥版界不作索引的觀念。三篇文章論點從法律、編輯實務到觀念問題都有觸及，算是對出版界相當深入的一次喊話。無獨有偶，台灣在去年也掀起一波至今餘波蕩漾的索引辯論。
圖書新未來：索引資訊世界
華文世界持續著鼓吹／反駁的停滯狀況，而英語的索引發展則從未停下腳步，無論在實務界或理論界，俱與網路化及數位化的腳步一同邁進。去年9月在澳洲舉行的全球索引工作大會，主題便是「索引資訊世界」（Indexing the World of Information），議程包括XML工作坊、網站索引、電腦索引輔助軟體等最新發展趨勢。或許因為英文世界的索引文化歷史深厚，索引的訓練除了在圖書資訊管理科系，也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等領域佔有一定的位置。看看世界各國索引者的履歷，都可以發現除了紙本出版外，他們也身兼網站索引、光碟索引、資料庫索引，甚至搜尋引擎的設計。
雖然許多人懷疑索引在數位時代的意義與價值，不過對圖書館、資訊管理以及索引從業人員來說，索引工作只有平台與媒介的問題，不但不會消失，反而只會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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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製「堪靠燈」與舶來「索引」
就目前華文出版界而言，書後索引仍是少數。少數中常見的索引則有兩種，一種通常出現於譯作，出版社直接將國外專業人員所製作的索引附上，在正文部份保留原文頁碼，於是中文讀者便能快樂地使用「舶來索引」；另一種方式則是本土製作，由編輯或作╱譯者選擇關鍵辭彙，交由排版人員（例如打字行）建立。乍看之下，後者費工費力，雖然值得嘉獎，但實用功能常常不如前者，主因在於專業索引人員及觀念的缺乏。
中文的「索引」一直涵蓋著兩個英文專業概念：concordance與index。因為詞彙的混淆，所以對大部分華文讀者來說，無法區分二者的不同。雖然它們都是以發音等特定排序方式附在書後，但就製作過程及歷史發展而言，二者其實差異很大。
concordance 是完整記錄某些詞彙出現頁數的列表，這些詞彙可能為人名、地名或其他專有名詞，早期曾被音譯為「堪靠燈」，今則多譯為「逐字索引」。 concordance的製作要求完整，多是重複性的苦工，不需理解書中內容，過去都用卡片逐項紀錄頁數，今多用電腦製作。
index 多經由專業人士（即「索引者」）分析書籍內容整理出來，可以視為內容的重新組織，通常具有多階層以及相互參照等功能，未必列出所有頁碼，只人工耙梳具有重要性的頁面。index製作要求邏輯，從詞彙或問題的挑選，到頁面的選擇都需要對內容有清楚的理解，因此訓練上常常與「摘要」（abstraction）合為一體。
concordance約在西元5世紀就已經出現，許多文學文獻研究利用此項設計，計算特定作者使用的詞彙頻率；index則連帶著職業的專業化，直到18世紀才確立，當代英美出版人士提到index時，其後已包含了訓練、專業化（專業語言）、職業團體、知識庫、專業期刊。
無論哪一種索引，其功能都是一樣：為正文提供一張地圖，讓讀者按圖索驥。不過index的功能要比concordance要來得到周到，它是張仔細描繪並且量身定作的地圖。如果使用窗子的比喻，那麼concordance就是集合住宅的設計，每家每戶都在相同的方位鑿牆開洞，分毫不差的單一尺寸；而index則是設計師綜合地理環境及空間設計的產物，如果內文是一片海，那它的索引就會是極盡視野的落地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