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跟官員都沒能注意到真正的重點。引起群眾憤怒的要素不在他們桌上的議程表上,也不在他們在乎的每個字句稱謂與任何矯揉造作,而是龍應台在那篇讓大陸《冰點》被停刊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中所提到的: 他【台灣人】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 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 更重要的在於龍應台接下來說的: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 所有看電視的觀眾都會發現,陳雲林來台,中共對待人民的方式好像也跟著他一起過海,在他所到之處散佈開來。從機場、中山北路,一直到圓山飯店。法輪功、藏獨的抗議理所當然的一起出現,但是為什麼,大陸的鎮壓方式也一起出現?現在我們問自己,會不會怕警察?老實說,我從來就怕警察,現在更怕。 十一月四日的南方電子報,刊載了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自己在圓山拿著攝影機被對待的方式。這幾天在新聞、媒體所呈現的警察,不是我知道的台灣警察,也不是龍應台所說的那種值得驕傲的警察,比較是中國大陸的警察,是陳雲林的一起帶來的隨護。是奧運期間在電視中出現的警察。 也許民進黨不同意,也許憤怒的群眾自己也不同意,但我的確覺得,電視機傳來的畫面,令人害怕的不是統或獨,而是,這種接近蠻橫的警察力量、這種國家控制技術,是否會隨著兩岸大三通而一起進口,隨著一個「大國概念」一起傾銷。也許這是這種暗示,這種某些人稱之為「優勢警力」、某些人稱之為「執法過當」的畫面,讓人們投射到統獨、政黨,才成為一種認同政治。 這項基本的不需畏懼警察的自由,不應該因為我在圓山飯店一百公尺內而消滅、不應該有一位高官在我附近而被取消。因為這是這整個國家存在的理由,這也是這個高官存在的理由。 就是這項議程在民進黨的混亂操作中被模糊掉了。換句話說,在陳雲林的前面有兩項議程,而最重要的那項,其實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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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
今天的人留著鬍子,看起來相當緊張,似乎對周圍的一切感到不解。無論如何,我見證了這整個過程,所以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護士小姐並沒有真的向他解釋什麼,只是叫他喝下減緩嘴裡腸胃蠕動的藥劑,然後含著麻醉的藥劑,僅此而已,沒有人跟他說明流程、注意事項。事前勾選的同意書,不管內容是什麼,從來也沒有人提過問題,跟這世界上大部分的文件一樣。 護士小姐拿著鐵盆過來,放在他的嘴邊,這表示要正式開始了。 醫生走進來,提起我,往鬍子男的嘴中塞去。雖然護士小姐在旁說話輔導,但很明顯這個人並不理解「哈氣」的意思。我[被]伸入他的嘴中,但他的喉嚨根本沒有打開,此路不通,醫生跟我都無可奈何。過了幾秒,喉嚨放輕鬆了一些,醫師慢慢將我推進去,一開始的時候需要喉嚨的主動幫忙,所以護士小姐請他吞嚥,把「怪東西」吞進去。當然,我是一個胃鏡,完全不同於一般人類正常會吞嚥的東西,所以喉嚨會特別膽怯。經過兩次吞嚥,我進入食道,到達胃中。 歡迎光臨,這就是我多年來的工作場所,滿是黏液的腸與胃。別的相機可以拍美麗的風景、快樂的人物、精彩的瞬間,而我,這支像蛇一般的古老怪物、總是在讓人作噁的狀況下,拍下一堆無聊的照片。這就是我專業的人生。如果從外面看我進入的這個人,一定更加的詭異。他嘴裡發光,連著一條黑色的水管,像極了幻想漫畫中的人物,有著孤寂的生命。 醫師讓我前後移動,看看這顆胃發痛的原因,或者任何不正常的狀況。遇到怪怪的東西,順便切一刀帶走。離開的時候,也仔細看看食道,偶爾會發現胃液逆流的痕跡,堤防邊的水高線上已經滿是水漬了。 無論如何,我濕黏黏地出來了,滿是胃液與口水。醫師還沒等人擦完口水,已經呼嚕嚕地說了一串話然後離開,護士也急著到隔壁間去——今天上午照胃鏡的人特別多。轉眼,人就走光了,留下口腔輕微麻痺、喉頭稍稍疼痛的他,仍坐在床上。 他看了我一眼,環視了四周,懷疑是一場電視台瞬間走人的惡作劇,不過不是,我是個高科技的古老工具,剛剛真的去過你的胃。
機器
我忍不住想,如果父親不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選擇將自己變成一台機器,那麼事情會有什麼不同? 父親七月九號進入榮總十三樓的時候,雖然虛弱,但仍可以自在地說話,甚至可以感嘆地責罵我。七月十日,醫師向我展示了一張幾乎全白的肺,表示父親從此必須「奮力呼吸」;口腔、氣管與肺,僅僅為一個目標而存在,毫無分心的餘力。七月十二號,父親完全昏迷,眼睛閉闔,整個病房被沈重的呼吸聲填滿。 從那之後,在好幾次思緒紊亂的脈絡,我坐在父親的身邊的沙發床上,會突然感覺到身邊的人已經不是父親,而是某台機器。 那樣緩慢固定的呼吸,不就是一個吸入呼出的泵浦?就像圍繞他的其他眾多機器,亟欲完成某個我們不瞭解的神秘任務?胸部鼓起,然後收縮,沒有任何意外多餘的動作。不會踢開悶熱的被子,不會突然伸起手、失敗地嘗試拉掉身上所有的管路。 拉‧梅特里的名作「人是機器」,強調人類物質性的面向。父親則用身體的轉變輕微地加上註解:當人失去機器以外的屬性時,就不再是人類了。所有具有意識意涵的詞彙必須開始轉換,身體已經表達了它的性質。一夜之間,父親「奮力呼吸」的 這種描述,淪為一種擬人法。 在那間單人病房裡,在這間安寧病房與急診室之間的模糊地帶,每個人都被迫進入一種過渡狀態。某種無從解決的困惑隱隱發揮作用:父親依舊是一個記憶中的人物?還是一台需要維護的機器? 我們不可能如同善於將人視為機器的護士一般,以一貫地堅強在每項操作前呼喚我父親的名字。我成為全然分裂的個體,在疑惑中搖擺不定。 所以,當七月十四日心跳的機器向我們展示為零的時候,我忍不住疑惑父親是否在那一刻之前就已經消失?我所見證的,或說機器所宣告的,是否只是另外一台機器停止工作?帶著這樣的疑惑與護士動作的壓迫感,我為父親的身體穿上衣服,隨著黑衣人辦理出院,驅車將遺體帶往殯儀館,立上牌位。 我睜大雙眼,辛苦地用鼻子呼吸。從榮總到板橋,離開殯儀館時,我像是憋了太久的氣,開始奮力呼吸,像是一台機器。 父親堅持了他自己一貫的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自己變成一台機器。這台機器混亂了我們告別的機會,讓淚水找不到正確的時間。
Beruf
我並不真正認識的學長突然在德國病逝,年紀與我一般。 說是學長也許過於誇張,沒讀過相同的學校,從未見過面,不過重疊的朋友太多。耳語傳單文字圖畫,很多東西都讓我誤以為認識他。 不過哪次我身邊的死亡不是帶給我這種感覺呢?幾位曾經要好的朋友驟然消失,我都只能呆滯面對,花好多天的時間回憶也無法確認任何關係。他們的鬼魂總是縈繞不去可能是我眼淚太少的代價。 不過,這個陌生的學長代表的,比過往我經歷的某些密友的死亡還多一點。也許是德國(也許是那幾個我們都應該背誦的德文),也許是某種永遠充滿理想讓人無法呼吸的說話方式,也許是某個年代的記憶總和。 沒什麼可做。我只拿起一本他也有的德文書,決心好好讀完它。